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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始末
信息来源:中国红十字报 2019-1-14 11:26:13 浏览次数:584

历史的抉择

器官移植,被列为20世纪最伟大的医学成就之一。但在中国,器官移植一度是个灰色话题。

2010年以前,因为没有建立科学规范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国际学术界针对中国制定“三不”政策:不允许中国专家参加世界移植会议;不允许中国临床器官移植文章在国际期刊发表;不允许中国进入世界器官移植组织。

我国肝移植领域的专家叶启发,在湘鄂两地行医40余年。时至今日,他仍清晰记得自己当年带队出国时遭受的种种委屈,“出国开个会,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所撰写有关器官移植的学术文章,也不能够在国际学术界发表……”2015年,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叶启发忆及此事,不胜唏嘘。当时,他刚带队赴美国参加一场器官移植学术会议归来,因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体系已经建立,他受邀参与大会发言,早已不复当年窘境。

事实上,2010年以前,不仅中国移植专家在国际上处境难堪,许多别有用心的势力还以中国器官来源不明为由大肆造谣,抹黑中国国际形象。因此,尽快启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不仅关系到民生福祉,也关乎国家形象。

箭在弦上,引而待发。但困窘之处在于:谁来做这项事业?器官捐献不同于一般医学问题,其本质是一项与医学相关的社会动员工作,关键要取得社会认同,不能靠金钱来推动,更不能依靠行政力量。

其实,在红十字会全面参与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以前,因为患者需求和手术需要,已有少数医院尝试开展器官捐献动员,但收效甚微。执行手术的医生护士,在动员潜在捐献者时,遭遇的阻力超乎想象,身份也极不合适。

“在探索的过程中,各方逐渐意识到,红十字会参与是比较合适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副主任侯峰忠说,无论生存境况堪忧的器官衰竭患者,还是遭遇重大不幸的捐献者家庭,都是红十字会关心的弱势群体。“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也是捐献者的奉献精神相一致,更能得到捐献者家属认同。

“从这一点来看,红十字会参与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不仅是党和政府交给红十字会的使命和任务,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他说。

改革的初心

红十字会参与器官捐献,更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末的深圳。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打响器官捐献“发令枪”的首善之城。1999年5月25日,深圳大学29岁的女教师向春梅得知自己身患绝症,决定捐出自己的一双眼角膜。

“我愿意在我死后献出我的一切有用器官。我相信我的两个眼角膜是完好无损的,也许能给需要它的人带来一线光明。”在中国第一张人体器官捐献申请表上写下这句话时,向春梅并不知道自己的这一善举,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向春梅走后不久,深圳市卫生局、深圳市红十字会联合发出《留下光明在人间——关于捐献角膜的倡议》。此后,面对广大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的需求,深圳市红十字会主动将器官捐献工作纳入业务范畴。

三年之后,《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出台,使深圳成为中国第一个为器官捐献立法的城市。但是,直到2006年2月10日,深圳才实现首例通过红十字会开展的非亲缘公民逝后多器官捐献。捐献者是一位四川籍农民工,因突发脑溢血去世,无偿捐献肝脏、肾脏和眼角膜。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第一步就如万里长征般走了6年多,器官捐献推动之难可想而知。

越是困境越要有锐意创新的精神和迎难而上的气魄。2005年9月,福建紧随深圳之后,颁布《福建省遗体和器官捐献条例》,明确福建省红十字会的职责是“负责遗体器官捐献的登记、咨询、器官移植排序等组织服务工作”。

2007年5月,国务院正式颁布《人体器官移植条例》,明确“各级红十字会依法参与人体器官捐献的宣传等工作”。这是我国涉及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的首次全国性立法,充分说明了党和政府对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事业的重视,也为红十字会在全国层面正式参与人体器官捐献工作提供了政策法规依据。

此后两年,经过反复协调沟通,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原卫生部于2009年8月25日联合召开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会议。

这次会议的召开,仿佛一声春雷,驱散了长期笼罩在中国移植界的阴霾。光明倾泻之中,曾经备感委屈的叶启发们,终于看见了抬头挺胸、堂堂正正走上国际移植界最高殿堂的希望。

长征”的起步

一声春雷万物生。但春雷之后,新芽吐蕊,老树抽枝,都蕴藏着别样的艰难。

“从国务院条例出台,到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的召开,仅筹备协调工作就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其中艰难可想而知。”侯峰忠说,这种艰难,主要是因为各方意见不统一,统一思想、达成共识的过程难之又难。

这种难,不仅体现在红十字会系统内部,也体现在卫生系统和医学界。毕竟,与卫生系统、全国医院相比,红十字会无论人力、财力都十分薄弱,也很少有人具备开展器官捐献所需的相关医学知识,需要从头学起。万一最后没有做成,岂不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反而耽误了宝贵的发展时间。

红十字会系统内部的阻力则更大。听取时任卫生部副部长、我国知名器官移植专家黄洁夫的汇报后,时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彭珮云曾征询过同事们的意见,大多数人比较支持,但也有人认为目前红十字会拉的战线已经很长,人手紧张,而且器官捐献还不同于造血干细胞捐献工作,程序复杂,难度很大,最好不要参与。

受托方内部意见不统一,委托方内部也有反对声音,如果按照一般规律发展,这件事最后多半会被暂时搁置,等待更合适的契机到来。但器官捐献,事关患者生命,事关国家形象,等不得,也不能等。

关键时刻,彭珮云“一锤定音”。2009年8月25日,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彭珮云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这项工作符合红十字会的宗旨,也有利于拓展红十字会的人道救助工作领域,提升红十字会的声誉,红十字会理应积极参与,作出应有的贡献。”她说。

2009年10月,彭珮云卸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职务,华建敏接任,继续不遗余力推进该项工作。次年3月,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在天津、上海等10个省市启动试点。2012年,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准成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

2015年5月,华建敏卸任,陈竺履新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曾任卫生部部长的他,对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亦十分重视。在他领导下,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事业不断取得新突破。

2016年秋,深圳实现首例捐献十年后,第一届中国·国际器官捐献大会在北京召开。这场首次在中国大陆举办的国际器官捐献与移植会议上,与会专家高度赞扬了中国在器官捐献和移植领域的进展。“中国的改革方向正确,行动迅速,许多成功经验可以作为样板,供面对相似挑战的其他国家学习借鉴。”前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说。

2017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出台,将“参与、推动无偿献血、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工作”写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事业成为中国红十字会的法定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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